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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为什么美国式大农场农业注定在中国行不通?

来源：文化纵横（微信号）  

作者：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导读】长期以来，受“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西方“规模化农场”经营理念的影响，国内不少人都将小农经济视作农业现代化必须消除的、落后的负担，而将美国式的大农场视作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是，这些源自西方经验的理念，真的能够有效认识中国农业农村的真实面貌，并指引其未来发展吗？黄宗智先生通过翔实精准的材料爬疏与系统详尽的跟踪调查，回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实际，论证了：不同于中西方学术界两大主流理论的预设，明清以来的中国小农经济并未朝着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发展，相反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长期内卷化演进，呈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这可说是现代中国农业史主要的现实和逻辑。直到今天，中国农村和农业的主体，说到底仍是“小农经济”。由此，黄宗智认为，我们必须接纳“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较长期延续的现实，并在此前提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未来出路不在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场，而在于借助小农经济的特殊组织逻辑和顽强的生命力，来推进高附加值的“新农业”和资本-劳动双密集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的发展。本文为黄宗智着《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叁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再版合序，鉴于该研究的重要性，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第68-76页，原题为《我是如何思考中国小农的》。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我是如何思考中国小农的

中西学术的异同

在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叁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这两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我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英文学术界针锋相对的两大主流理论：一是当时仍然属于中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强调生产关系，以地主相对佃农、富农相对雇农两条生产关系轴线为主进行分析；另外则是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拒绝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论点，聚焦于人口、市场、资本、技术和生产率等的论析。

两者虽然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些意外的共同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同时也坚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先进的、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方式。因此，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建构，将帝国晚期的雇佣关系视作比封建主义租佃关系先进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方式。众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来试图论证这一被认作现代型的发展趋势。

在这方面，西方的学术思路和中国的萌芽思路意外地相似，同样倾向于要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发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发展倾向，为的是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乃是普适的，不仅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全球，包括中国。

固然，以上倾向仅是“主流”意见。即便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中，也有偏重生产关系和偏重生产力的不同意见——譬如，当年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优秀的两位领军人物李文治和吴承明便是如此。还有过分强调“萌芽”论和不那么强调“萌芽”论的流派，以及许多说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实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我在两书中，都连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不同派别。

同时，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界当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简单。我在两本书中讨论了诸多不同的支流意见。譬如，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众多不同意见，包括对阶级关系中的“潜在剩余”的独特论析。在日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对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论点。

但是，中西双方的主流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点和意外的共同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读者可以据此来认识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混淆了双方主要倾向的不同和交搭，这是认识我这两本专着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思路。

▍两本专着的经验基础和问题意识

如今回顾起来，我这两本专着与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经验层面的依据。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开始探索建立诸多方面的新的交流，包括学术。美方成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并从1979年开始通过公开竞争选派学者前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机缘巧合，我成为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比较有限的）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后者成为《华北》一书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时，我还有幸获得进入顺义县沙井村的机会，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非常系统详尽地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的四个（同样是满铁特别集中调查的）小自然村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跟踪调查。另外，我还获准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学者都不可能实现的研究条件。

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加上地方档案，成为我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其给予了本领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材料。读者将会在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以及个别人士的丰富、详尽的材料。这是我这两本专着的主要特点之一。

另外则是我在问题意识上具有比较独特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我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经受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的拉锯及斗争。我的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也同样如此。而我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

在父亲和导师的双重影响下，我在学术方面的初始研究是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发现，自己对那样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层的感情和理智层面的动力。之后，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学职位，为了通过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考核，方才勉强“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专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

其后，我逐步发现自己内心关心的问题乃是拉锯于父亲和母亲、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岁那年，我抽出了两年时间来找寻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发现了之前较少被使用的满铁所做的大量系统、翔实、精准、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放，遂有机会重访、调查、核实、延伸那些材料，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自己长期以来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处理心中至为紧迫的对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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